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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2011-01-28

中国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谭世贵*

 

  :中国司法改革至今已走过20余年的风雨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起步、全面展开和攻坚三个阶段。伴随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中国司法改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取得更大成就,有必要对其进行审视和反思,进一步明确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关键词:司法改革  特征  回顾  反思

 

肇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司法改革,至今已走过20余年的风雨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笔者不揣冒昧,对其进行阶段性的回顾与反思,以利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促进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加快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建设进程。

 

一、中国司法改革的阶段划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我国民主法制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党和国家以及各级司法机关对司法制度进行了广泛的改革,使我国的司法制度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逐步形成。笔者们认为,我国的司法改革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改革的起步阶段(1989——1996年)。19894月《行政诉讼法》的制定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民事司法、行政司法三大司法体系的的全面确立,但原有的司法体系却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与困境:诉讼案件迅速增多,法官的数量和素质均难以适应这种需要;律师的数量不足,职业道德滑坡;在刑事诉讼中,法官的庭前审查导致先入为主、审判不公;“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时有发生,执行难问题开始出现,等等。为应对挑战,摆脱困境,各级法院先后实施了旨在促进审判公正和提高审判效率的审判方式改革;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先后制定《民事诉讼法》(1991年)、《法官法》、《检察官法》(1995年)和《律师法》(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1996年),对民事司法制度、刑事司法制度、律师制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和完善,进一步健全了法官、检察官制度,较好地促进了司法的公正与廉洁。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法律援助的试点工作,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制定的《律师法》对法律援助作了明确规定,初步建立起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

第二个阶段为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1997——2006年)。19979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为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199910月和20001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从而使我国司法改革迅速在全国各级司法机关中展开。2002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推进司法改革的目标与任务,要求“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即“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这是党中央在新世纪对司法改革作出的全面部署和明确要求,表明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组成部分的司法改革的思路更加清晰,一场声势浩大的司法改革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展开。20034月,中央政法委员会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建议的请示》。同年5月,中央听取了上述建议,对司法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目标、重点及工作方法作了重要指示,并决定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由中央政法委员会、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政法各部门、国务院法制办及中央编制办的负责人组成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司法体制改革工作。[①]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央政法委员会,负责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组织与协调工作。经过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和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于2004年底形成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提出了改革和完善诉讼制度,改革和完善诉讼收费制度,改革和完善检察监督体制,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和完善监狱和刑罚执行制度,改革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和完善律师制度,改革和完善司法干部管理体制,改革有关部门、企业管理“公、检、法”体制等10个方面35项改革任务。[②]该文件经中央批准下发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相继成立了本部门的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并分别出台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20052008)、《公安部关于落实<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分工方案》,对落实中央司法改革任务的具体措施和步骤作出安排部署。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律师法》,提高了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和取得律师资格的条件,并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2004年和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通过《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和《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司法鉴定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进一步完善了该两项制度;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极大地完善了我国的公证制度。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通过改革和立法,我国的各项司法制度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完善和发展。

第三个阶段为改革的攻坚阶段(2007——)。2007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标志着我国的司法改革在向纵深发展,反映了最高决策层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坚定决心,亦表明我国的司法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按照党的十七大的总体要求,在中央领导下,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织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进行了深入调研和论证,广泛听取党内外意见,提出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12月,中共中央转发了该意见。该文件围绕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4个方面,提出了60项改革任务,其中包括:加强对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进一步明确监督的范围、程序和措施;改革现行民事行政案件执行体制,切实解决判决、裁定“执行难”的问题;改革和完善看守所管理和监督机制,切实防止发生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现象;优化侦查权的配置,切实加强对侦查活动的制约监督;规范司法机关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切实防止和克服司法行政化倾向;从立法上完善对司法权的保障制度,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切实解决对办理这类治安违法案件监督制约不够的问题;完善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工作机制、适应未成年人案件实际特点的办案机制,建立刑事和解、暂缓起诉、前科消灭等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的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明确救助的原则、对象、申请条件、发放主体、救助标准和具体工作制度;完善刑罚执行制度,逐步扩大减刑假释的覆盖面;积极推行社区矫正试点,进一步明确范围,严格职责,建立完善相关制度,确保社区矫正与刑罚执行、安置帮教等工作有机衔接;改革和完善法律院校招生分配制度,培养造就政治业务素质高、实战能力强的复合型法律应用人才,从根本上规范政法机关的进人体制;建立符合政法干警职业特点的在职培训制度;建立区别于一般公务员的政法机关职务序列和职数比例,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改革和完善律师管理制度,真正把律师作为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来管理;进一步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实现政法经费由财政全额负担,建立分项目、分区域、分部门的分类保障政策,规范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费保障,改革和完善政法经费管理制度,等等。[③]可以预见,上述司法改革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但一旦全面完成,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将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二、中国司法改革的显著特征

 

中国司法改革伴随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概括起来,已持续二十余年的中国司法改革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第一,各项司法改革全面展开,在传统司法制度的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一批新型司法制度得到确立并发挥积极作用。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司法改革逐步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各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以及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人员等均参与到司法制度的改革中来,其参与人员之广泛前所未有,改革涉及到了的所有的司法制度。而且,司法改革的主体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一方面,对审判制度、检察制度、侦查制度、执行制度、人民调解制度、律师制度、公证制度、监狱制度等传统司法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其更加完善。例如,审判机关进行了以权力制约为核心的法院内部机构改革,实现了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进行了以公开审判为核心的审判方式改革,强化了庭审功能,使法庭逐步成为审判的中心;通过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逐步实现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专业化和工作的规范化。又如,检察机关通过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强化了刑事立案监督;通过实行“检务公开”制度和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加强了对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监督制约。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和创新,包括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司法救助制度、司法鉴定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内的一批新型司法制度得到确立并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将初任法官资格考试、初任检察官资格考试和律师资格考试“三考”合一,建立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为司法的公正、高效和权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统一国家考试制度的实施也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第二,既重视以文件形式确定改革目标和原则,制定改革方案,推进司法制度的改革,又注意通过立法形式革新司法制度和巩固司法改革的成果。一方面,我国进行司法制度改革的主要方法之一,是以文件形式确定改革的目标、指导思想、原则,制定改革的计划、方案和具体措施,并下发执行。根据文件制发主体的不同,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中共中央批准并下发司法改革文件。例如,2004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央21号文件),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065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对法院、检察院的改革与建设作了专门部署;2008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原则、任务和要求。第二,最高审判机关、最高检察机关、最高公安机关、最高司法行政机关单独或联合制定并下发司法改革的相关文件。例如,1999年、2005年、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三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对人民法院的改革进行了部署与落实;2000年、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制定《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对人民检察院的改革进行了部署与落实;2005年,公安部制定《公安部关于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的初步意见》,对涉及公安工作的司法体制改革进行了部署与落实。1997最高人民法院院与司法部发出《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发出《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发出《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进行了初步的规范。第三,地方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单独或联合制定并下发司法改革的相关文件。例如,2008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并印发《关于刑事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刑事案件的证据及其运用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并印发《进一步深化全市法院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确定了成都市市、区(县)二级法院改革的思路、框架和措施。

另一方面,我国最高立法机关、最高司法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又十分注意通过立法形式革新司法制度和巩固司法改革的成果。19963月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侦查、起诉、审判制度、辩护制度、强制措施制度等进行较大修改;200710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制度作出重大修改;1994年制定《仲裁法》,1995年制定《法官法》和《检察官法》,1996年制定《律师法》,2005年制定《公证法》,从而全面建立起我国的仲裁制度、法官制度和检察官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1992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作出规定,亦对审判制度、检察制度、证据制度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20037月,国务院颁布《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全面确立。可以说,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制定和颁行,既巩固了司法改革的成果,也进一步推进了司法改革和保障了司法改革的合法性。

第三,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构建独具特色的司法制度。近二十年来,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积极进行司法改革,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不仅取得了较大的改革成效,而且逐步建立起诸多独特的司法诉讼制度。其中,审判系统进行的改革和建立的制度(体制)包括: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建立执行局,并实行由高级人民法院对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执行工作实行直接管理的领导体制;实行审判长选任制,从优秀法官中选任审判长,并赋予其相应权力;试行法官助理制度;建立司法救助制度;构建独立的量刑程序等。检察系统进行的改革和建立的制度(体制)包括:推行主诉(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检务公开制度、检务督查制度、检察引导侦查制度、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量刑建议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等。但对于是否引进西方国家的一些司法诉讼制度,则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如对于是否实行陪审团制度、沉默权制度、辩诉交易制度等,迄今为止仍处于讨论阶段,尚未在全国范围进行改革的试点(河南省少数法院在进行人民陪审团制度的试点),更遑论全面实行了。

第四,执政党在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引领着司法制度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党的十五大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党的十六大强调“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党的十七大确定“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无疑为司法改革确定了目标,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和《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不仅对推进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而且对于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改革的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五,法学界积极参与,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十多年来,法学界对中国司法制度改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遗余力地参与司法改革,不仅为司法改革呐喊、助威,而且为司法改革献计献策。概括起来,法学届对中国司法制度改革与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召开理论研讨会,研讨司法改革问题。如中国法学会于1998年召开中国司法改革研讨会,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的多次年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于2000年召开的千年之交的中国司法改革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于2007年召开的司法制度改革研讨会,均对司法(体制)改革或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完善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有的研讨会或年会在会后还出版了论文集,收到了凝聚共识、推动改革的良好效果。(2)出版相关著作和发表论文,研究与探讨司法改革问题。近二十年来,有关司法改革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版,如贺卫方的《司法的理念与制度》,王利明的《司法改革研究》,熊先觉的《司法制度与司法改革》,陈光中的《中国司法制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苏力的《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谭世贵的《中国司法改革研究》、《中国司法改革理论与制度创新》,李建明的《刑事司法改革研究》,张建伟的《刑事司法体制原理》,韩波的《法院体制改革研究》,陈文兴的《法官职业与司法改革》,孙谦、郑成良的《司法改革报告》,张明杰的《中国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前瞻》,等等。有关司法改革的学术论文更是不胜其数。应当说,大量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的出版、发表,为我国波澜壮阔的司法改革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对推动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发挥了重要作用。(3)接受委托承担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起草或修订的论证工作。如陈光中教授接受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委托,负责《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专题调研与论证工作;樊崇义教授接受最高人民法院的委托,负责《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的专题调研与论证工作;卞建林教授接受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委托,负责《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的专题调研与论证工作;胡建淼教授接受最高人民法院的委托,负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修订的专题调研与论证工作等。经过深入的专题调研和充分论证,接受委托的专家都向委托机关提交了高质量的调研报告以及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修改建议稿和论证报告,为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成功修改做出了积极的贡献。(4)直接参与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制定或修订工作。我国许多著名的法学教授、专家应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邀请,先后直接参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公证法、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制定或修订的讨论或论证工作,为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发挥了应用的作用。

 

三、中国司法改革的审视与反思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实务界和法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司法制度历经二十余年的改革,已经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业已初步形成。但是,与党中央确定的改革目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对中国司法改革进行审视和反思,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醒:

首先,我国司法改革的透明度不高,国民的参与性缺失,与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相差甚远。对我国司法改革起着引领作用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和《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两个纲领性文件在制定过程中只在较小范围内征求意见,而未能在全体党员甚至全体国民中广泛征求意见,甚至展开讨论;在制定后不公开颁布,一般干部、专家学者和老百姓无法看到,也无处查阅。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三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两个《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虽然公开颁布,但在制定过程中亦未在全体国民中广泛征求意见和展开讨论。应当指出,司法改革是涉及全体国民利益的一件大事,其相关文件应当征求全体国民意见,甚至在全体国民中进行讨论,以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实现民主决策。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19996月,日本颁布《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设置法》,拉开了其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序幕。7月,日本在内阁之内设置了由法学教授、律师、企业界代表及群众代表担任委员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负责统筹司法改革。审议会的工作任务主要是调查、分析、综合意见,最后制定司法改革方案。审议会不仅经常召开讨论会(平均每10天到半个月开一次会)、听证会,而且还组织考察团到国外考察。200110月,审议会向内阁提交了司法改革最终意见书,指出:本次所要进行的司法改革是为了在“法的统治”这一宪法原则之下将已经进行的政治改革、行政改革、经济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改革;是有关“这个国家形态”的诸改革中的“最后的关键性”改革。由此可见,日本这次所要进行的司法改革虽是“司法改革”,但其意义、性质已远远超过单纯的司法改革,而变成一项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④]

其次,司法腐败仍然大量滋生蔓延,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时有发生,执行难问题亦未得到有效解决,司法的公信力不高。在我国司法改革轰轰烈烈进行的过程中,为国人所痛恨的司法腐败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不断滋生蔓延,并有愈演愈烈之势。1997年以来先后发生的司法腐败大案要案、窝案串案主要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原副院长梁福全、焦玫瑰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实贪污、受贿、泄露国家秘密案;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原常务副院长柯昌信、副院长胡昌尤和13名法官腐败窝案,另有涉案律师40余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周文轩前“腐”后继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潘宜乐受贿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田凤岐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麦崇楷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振汉等多名法官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前“腐”后继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裴洪泉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另有涉案法官20多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腐败案;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贪污、受贿案,另有4名处级以上法官涉案。在司法腐败案件大量发生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几乎在历年的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时有发生”,加之执行难问题一直以来没有得到较好解决,从而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所指出的那样:“当前,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⑤]

再次,城市与农村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以及国家与民间司法制度之间发展不平衡,对司法和谐产生了严重影响。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的司法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城市作为各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司法机关和组织得到了高度重视和强化,大多数的省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局)、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的办公大楼都宏伟壮观,有的更是装修得富丽堂皇,法官检察官警官的办公室宽敞明亮,各种设施装备高档、先进、齐全;而许多基层的县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特别是乡镇人民法庭、公安派出所的办公楼则显得矮小、陈旧,法官检察官警官的办公室简陋拥挤,各种实施装备抵挡、落后、短缺,这种情况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中西部地区的司法机关和组织不仅硬件落后,而且人员数量严重不足,整体素质不高。例如,我国西部地区法律人才严重短缺,目前全国仍有200个左右的县无一名律师。[⑥]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本位主义观念的影响,我国一直十分重视国家司法制度的建设,除在人财物方面给予倾斜外,在立法上也给予充分的保障,以满足司法权行使的需要,而对于民间司法制度则不够重视,往往以其民间性为由让其自收自支,不仅不给予人财物方面的投入,而且在立法保障方面也多有欠缺。例如,人民调解被外国人誉为“东方经验”,但至今为止,仅有1989年国务院颁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2002年司法部公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予以规范,而缺乏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保障。一些地方的仲裁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建立十多年来,由于国家投入不足和立法保障不力,也陷入了步履维艰的境地。

最后,法官、检察官、律师之间未能建立起良性的职业互动关系,法律职业共同体远未形成。2001年修订的《法官法》、《检察官法》明确规定建立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对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实行相同的准入标准。但近十年来,由于待遇、制度歧视等原因,法官、检察官辞职当律师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律师被选拔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却寥寥无几。一些中西部地区由于待遇较差,近几年司法人才流失的现象日见严重。例如,2000年以来,河南省法院系统流失法官416人,其中具有大专学历的64人,占流失人数的15.4%,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344人,占流失人数的82.7%;湖北省法院系统近5年来法官辞职92人,其中研究生学历14人,占15.2%,本科学历73人,占79.4%,大专学历5人,占5.4%,调离法院到经济待遇好的行业或沿海地区工作的法官310人;[⑦]革命老区——广西百色市两级法院(其中基层法院12个)近年来主动调离法院的有60余人,其中包括5名基层法院的正副院长,其他大多是两级法院的中层领导和业务骨干。[⑧]由于法官、检察官、律师之间未能建立起良性的职业互动关系,因而导致各项司法制度之间在运作上缺乏相互支持与协助,难以顺畅地发挥作用,而这必然影响到公正高效权威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建设进程,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基于分类与协调路径的中国司法制度建设研究”(CLS-C093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谭世贵,浙江工商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沈德咏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论纲》,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 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伟大实践——党的十六大以来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载《人民日报》2007923

[] 参见沈德咏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论纲》,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170页。

[]王云海:《日本司法改革的深层》,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春季号,第117页。

[] 郭春涛:《我国律师及律师业发展调研报告》,载《中国司法》2007年第7期。

[] 杜萌:《中西部法官流失严重》,载《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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